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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京华时报》两名记者采访时遭到凶徒围殴 (gx.chinavnet.com 互联星空 2003年12月03日09:0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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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殴打刘军，刘军弯腰护住相机。
刘军在医院接受治疗。 前天下午，本报两名记者在左家庄前街进行正常采访时，遭到三名醉酒当事人的围殴。事后查明他们分别是左家庄社区的治保人员和居委会委员。本报摄影记者刘军为保护摄影器材被行凶者打伤，现正在东直门医院住院治疗，他的一台拍有现场照片的数码相机也在混乱中丢失。 ■事发经过 醉酒凶徒殴打摄影记者 前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本报实习生康少见在左家庄前街一家饭店吃饭时，突然听到街上一阵乱嚷：“抓小偷！抓小偷了。”康少见随即冲到街上，看到两名男子正扭住一名男子不停地说着什么。几乎同时，本报摄影记者刘军也赶到现场，并用一台数码相机拍照。 这三名男子酒气熏天，其中两名中年男子穿着绿色制服，一胖一瘦，另一名高个中年男子身着黑衣。事后记者得知，穿绿色制服的两名男子中，胖者名叫何鸿年，瘦者名叫孙和平，皆是左家庄附近社区治保人员；高个男子是左家庄街道办事处左家庄南里社区居委会委员满峰。当时何鸿年和满峰扭住孙和平，孙和平口齿不清地大声叫嚷。 本报实习生康少见和刘军表明身份，希望了解事件详情。谁知，何鸿年一把抓住康少见的衣领，满峰指着他的鼻子大吼：“XXX！你是记者？把记者证拿给我看！” 正在拍照的刘军连忙拿出记者证，满峰一把抢过，也伸手抓住康少见的衣袖。刘军在要求归还记者证并放开康少见未果后，表示将会报警。 记者话音未落，何鸿年立即嚣张地叫嚷：“你们报吧，我们就是110！” 孙和平看到刘军不停拍照，转身就扑向刘军，试图抢走刘军的数码相机。刘军连忙把相机塞进怀里，双手紧紧抱住。这时，满峰和何鸿年同时放开康少见，扑向刘军拳打脚踢，同时抢夺相机。推搡中，刘军被满峰和何鸿年摁到了街对面的墙角，被打得满脸是血。俩人拳打脚踢足有三四分钟，刘军受伤不支，弯腰倒在地上，怀中的数码相机被何鸿年趁机一脚踢落，并不知去向。 这时我报两名记者上班路经事发现场，一边报警，一边与五六名在场的群众一起过去拉架，但何鸿年三人见谁打谁，几个人没有拉开，反倒挨了不少拳脚。路过群众越来越多，在20多人的合力阻止下，终于拉开了还在厮打本报记者的何鸿年等三人。此时刘军不顾自己眼肿鼻伤，坚持用另一部装有广角镜头的相机拍下这三名男子行凶的照片，最终因双腿受伤太重、体力不支倒下，才由两人一左一右抬着离开被打现场，就在离开现场时，他还一再询问：“我的相机呢，我的相机呢？” 三名男子见事不妙准备开溜，被围观群众拦住，并扭送到报社所在大厦一楼大厅等待警察。就在等待过程中，何鸿年等人仍醉酒未醒，言语放肆，气焰十分嚣张，警察赶到后，满峰还当面扬言：“这一片，我们都能铲了，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赶到的警察将当事双方带到了新源里派出所，随后刘军被朝阳医院检查完后转到东直门医院住院治疗。目前，此事仍在调查中。 ■现场还原 目击群众义愤填膺 本报记者遭到三名醉汉当街群殴，目击此事的群众表示出极大愤慨。昨天下午，当记者就此事采访目击者时，他们纷纷对施暴者的行为进行谴责，并对被打记者表示同情。 “当时我站在饭店中，透过玻璃，看见饭店前有三名三四十岁的男子在打一名拿着相机的人，眼前的情形使我惊呆了。”左家庄巴山红饭店保安白育良说，“我赶快跑出饭店看怎么回事……这时，拿相机的人已经毫无还手之力，脸上流的都是血，还弯着腰死死抱着相机。三名男子不但不停手，还继续朝他打去。”当记者告诉他被打的拿相机男子是本报记者后，白育良叹息了一声，继续说道：“接着，那名记者被打倒在地，他抱在胸前的相机掉到地上。那三人仍没住手，继续殴打记者。太可怕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出现这种事情！” 东方艺都理发店的李边疆也看到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当时他站在理发店门前，正好看见了三名男子围殴记者的过程：“记者被打后，脸上鲜血直流，嘴和鼻子都被打开了口子。记者抱着相机弯着腰想护住相机，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后面抱住记者，另一个中年男子抡起拳头朝记者头上连续出拳打去。在殴打过程中，记者的相机掉在地上。三名男子殴打记者持续三四分钟，后来被赶过来的群众拉开。此时，被打的那名记者已经满脸鲜血了。” 当事人承认曾喝酒 “当时是喝了酒。”昨天上午，围殴记者当事人之一的何鸿年接受采访时承认醉酒的事实。不经意中，他还吐出了一句：“有点冲动了。” 昨天上午10点30分，记者来到煤炭医院住院部，正好遇到何鸿年在接受检查。据对他进行体检的魏医生介绍，“何鸿年需要住院观察，但从目前情况看，身体没有出现异常。” 据何鸿年称，他于1日傍晚7点左右住进了煤炭医院，到现在除了手有点肿、身体下部有点胀外没有更大的问题。说话时，他不停在病房来回踱步。 当记者要其回忆事发的情形时，他先是称“只对派出所说”，沉默一段时间后，他用较慢的语速说了一句：“当时是喝了酒，有人自称是记者要对我拍照片，我要求看对方记者证，才起了冲突。”说完又一阵沉默。 “现在想当时是不是有点冲动？”记者问道。“有点冲动了。”何鸿年脱口而出说了句话。当记者试图要他回忆更多细节时，他坚持“只对派出所说”。 ■官方表态 派出所将秉公处理 前天下午4时许，记者赶到派出所进行采访，正赶上110警车将何鸿年和满峰带进派出所。据当时录口供的民警说，在做笔录时，何鸿年仍不清醒，记不起当时的情形，民警表示要等他清醒后再做笔录。本报记者刘军因为受伤不轻，前天一天神志昏迷，直到昨天才略微好转，并配合民警录了口供。 据了解，负责处理此案的是警长王建会。前天晚上记者再次来到派出所，他告诉记者：“先看病，别耽误治伤。”王建会还向记者表示，派出所会尽快进行调查，并一定会秉公处理。 居委会承认不对 刘军受伤后，本报记者赶到打人者满峰所在单位左家庄南里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据居委会主任孙志安称，他们也正在调查了解情况，但是他很肯定地表示，按照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工作纪律要求，工作人员中午是不允许喝酒的。满峰、何鸿年两人不但喝醉酒，还殴打记者，肯定是不对的。由于目前正在调查事情原委，街道暂时没有成熟的处理意见。 记者表示要采访满峰，孙志安先称“不宜见面”。在记者坚持下，孙志安拨打电话联系，但告诉记者电话没人接。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希望孙主任联系到满峰接受采访，但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得到来自孙主任或是满峰的任何回音。 记者又来到另一名打人者孙和平所在单位左家庄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一名姓牛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综治办副主任张继春正在调查处理此事，没在办公室。记者想与孙和平联系，他说，孙和平正在上班，找不到，后来又称，他也不清楚孙和平到底在哪里。（记者/ 张润东 邢学波 廖洪武 卢国强 郭晓明 王晓东） 记者鲜血染红相机镜头
醉酒男子扑上的一瞬间，刘军拍下了他的容貌。 记者刘军/摄 当摄影记者刘军举起相机时，几个醉酒人的注意力一下被吸引过去，他们放开了文字记者，直奔刘军，直奔他的相机。刘军被打翻在地上，他弓着身子紧紧地抱着相机，找到机会继续拍摄，殴打并没有结束他的采访。 “我做了该做的一切” 昨天下午，从伤痛中渐渐清醒的刘军详细自述了自己被打的经过。 下午1点半左右，我刚刚结束一个采访，准备回报社，走到左家庄前街时，突然有市民喊“那边抓住个小偷”。我抬头一看，不远处三个人正在一起撕扯。 平时干我们这一行，路边发生任何一点异常的情况，都会出于职业的敏感，拿起相机跑过去拍下来。我拿着一台小数码相机走了过去，这时候，康少见（本报实习记者）也走了过去询问。 我站在不远处边看到，三个人当中一人穿着制服，佩戴着白色的胸牌，他冲着康少见骂骂咧咧，我就走上前，掏出我的记者证递了过去。一个穿黑衣服的大高个子，拿住我的记者证看完之后，却不还给我，一人还顺手抓住康少见的领子。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喝了酒，他们中间有人还穿着制服，这样的情形非常反常。我随手将小相机装到衣袋里，从摄影包里拿出大相机，用广角镜头准备拍摄。 他们看到我举起相机，便将目标对准了我，高个子伸手过来抢我的相机，我边拍边往后退，护着我的相机。他们三个人就冲过来抢我的相机，一个人一拳打到我脸上，冲我喊着：“记者怎么了？记者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拿着相机边拍边退，被逼到墙角，没有一点退路，只好蹲下身子，把相机抱在怀里，脸朝着墙，背对着那三个人。，那三个人对着我的背部、屁股、腿部一阵猛踢，不知道打了我多长时间。我蹲在墙脚感到脸上的血往下不停地滴，很多血滴到相机镜头上。让我难受的是，我发现我的小数码相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们打到地上，找不到了，里面有我拍到的五六张现场图片。 后来周围一些群众看不过去，都上去拉开他们三个人，那三个人还打周围的群众。趁着这空当，我撤到一边，拿出大数码相机继续拍照，而穿黑衣服的高个子又跑过来打我，当时我已经浑身无力。那个穿黑衣服的高个子，揪住我的照相机，一把抓了过去，摔到地上，他们三个人在地上猛踩。等我从地上捡起照相机，镜头和镜身已经分裂开，没法继续拍了。 我只想到我是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在第一现场不能离开，我做了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应该做的一切：拍到了图片。 他曾经面对的危险 作为京华时报最好的摄影记者之一，刘军一直站在距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拍摄，机智地躲避着随时发生的危险。 在本报推出的增光路吸毒胡同的报道近10天采访中，他时而是附近租住房屋者，买着菜和水果从吸毒者旁边走过；时而是工地测绘人员，扛着脚架站在他们前面比划……在报道见报后，读者们为这条小胡同的真相而震惊时，刘军才说“现在想想有点后怕”。 在非典最猖獗的时候，他来到非典医药垃圾焚化场，几次拍摄那些面临极度危险而乐于奉献的幕后英雄。在第一次拍摄后当晚，刘军突然不断咳嗽，发低烧。在家里熬了两天，最终证明没有“中招”后，他才回到同事中间，并继续完成了拍摄。 今年六七月间，刘军和一名文字记者深入到首钢某个城乡接合部调查盗窃钢材团伙事件。和举报者走进村子里后，他们看到了许多敌意的眼光。这里因为盗窃集团利益问题，曾经发生过全家三人被杀的恶性案件，但这时如果撤离，采访就会泡汤。刘军和同事以村里某人家亲戚的名义，大声同村里人打招呼，他们住进了那曾发生过灭门凶杀案的空屋，在仅垫着报纸的木板上一住就是一星期。最终，他们拍下了钢耗子肆虐的全过程，拿到第一手资料。 暴力频阻记者采访 刘军不是本报第一个被打的记者： 2002年3月24日，本报记者到北京丰台区石榴园小区采访物业公司打伤住户一事，被几个彪形大汉抢去记者证，摄影记者杨威被打成右耳鼓膜穿孔。 今年12月22日，本报记者张润东采访华盛乐章公寓女子跳楼事件中，公寓的保安和工作人员阻拦记者采访，并将记者携带的数码相机从采访包中抢出砸烂。 各地媒体记者也频繁遭遇采访被打的经历： 今年10月9日，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采访河南登封市昌达煤矿透水事故时，被当地警方无理阻拦，相机被抢，并被殴打致伤。 今年8月1日，南京发生江苏省教育厅众保安群殴记者的事件。 不管所面对的事情大小，近年来，当记者代表公众去调查事实的真相时，经常碰到拳脚相加的情形。当记者承担沟通社会信息的责任时，也面临着更多的人身伤害危险。 统计显示，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危险程度已经越来越高，而另一个事实是，这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也越来越高。 病中的刘军说，他会尽快地恢复身体，一如既往地工作。 （记者/田乾峰） 殴打记者侵犯公众知情权 新闻主体：本报两名记者在报社附近正常采访时，遭到3名男子的围殴，一名记者被满街追打，另一名记者被打得血流满面，左腿肌肉严重挫伤，目前正在医院治疗。在围殴过程中，记者采访所用的一部数码相机不知去向，另一部10多万元的相机被摔坏。 今年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被打事件特别多，就在这个年末，《京华时报》的两位记者又挨打了。 记者挨打，是在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中国传媒市场化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市场化传媒中的记者，比计划经济时代的记者有更多的动力去呈现社会真实。而丑恶现象在真实的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当记者试图将这些“负面”的新闻发掘出来时，必然会引起当事人的不快，以至于在采访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记者之所以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当然，说记者被打是传媒市场化伴生的现象，绝不等于说记者被打具有合理性。尤其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因为法律尚不完备，记者被明目张胆伤害的事例就更容易发生。据报道，近几十年，在英国，为了揭露腐败而殉职的记者为87人。他们都是在调查某一丑恶现象、某大公司的违法交易等事件中，被人为的车祸、枪杀夺去生命的。至于因采访报道而被打伤的记者，更是数不胜数。 记者被打之所以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打事件本身带有更大的公共性。记者的采访权是一种公权，它与普通民众之私权不同，因为记者是在行使一种公共职能，其采访行为本身是在满足公众对新闻的认知，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媒体天然具有的使命。从报道看，此次《京华时报》记者是因采访一起公共事件而被打，打人者侵害的实际上是双重权利，一者为一个自然人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这属于私权范畴；一者为记者的采访权，亦即更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这属于公权范畴。 从目前看，我国对采访权的法律保护尚存一定缺陷，这样很容易导致记者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失语；同时，因为缺乏明确而有效的惩治规定，侵犯记者采访权者将更加有恃无恐。在一个进入更加法制化的国度，这显然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文/韩福东）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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