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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收容站书记曝收容黑幕：6年搜刮上百万 (gx.chinavnet.com 互联星空 2003年06月19日10:0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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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农民都被当做三无人员收容，6年搜刮上百万元 2003年6月10日，湖南《三湘都市报》以《滴血的收容》为题，报道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的内幕。 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是这则报道的消息来源，已退休的他主动向媒体披露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据他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为止，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记者随即赶赴涟源市进行调查。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本草案经修改并通过施行时，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废止。 ■从被收容人员身上赚钱 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简称收容站）是一个很奇怪的单位，正式职工不过10人，临时工五六个人，但是站长肖笑华的亲属包括肖笑华本人，就有7人。 在涟源市，收容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单位。当地的农民说，站里的职工奖金和工资一年可以发到三四万元，而涟源钢铁厂（当地人公认的效益很好的企业）的职工一年的工资不过两万元。 根据郭先礼和收容站职工A（根据要求隐去其名字）的介绍，涟源市收容站的主要“致富”手段其实非常简单———和涟源市火车站订立口头协议，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的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扣下来，由收容站接走。据郭先礼说，联防队员每抓一个农民可以得到5元钱，而火车站则可以从每个农民身上得到50块钱回扣。 1997年的时候郭先礼正在管财务，他提供的一本账目上，注明“11月8日，付火车站派出所1400元”，下面还记有“付火车站300元”和“付火车站派出所1600元”等字样。 火车站把人扣下后，收容站会派车去接。收容站一职工说，为了接人方便，站里专门准备了两辆车，每车可装30多人。 这些农民被接到收容站以后，立刻被搜身，如果身上搜出的钱足够的话，这名农民就可以幸运地免受监牢之灾，只要留下钱，便能带着一张名目为“生活费”的收据离开。如果身上带的钱不够，收容站就会向他家里拍电报，要求速带800元来涟源收容站接人，这叫“自保”。 收容站还有一些“辅助”的致富手段，比如到收容站探视被关的人一次收取10块钱，和搜身时扣留下所有的零钱。在一张经手人为杜金辉的“今收到扣留物资”的表格中，吴六满等四位农民分别被搜出10元、1元7角、3元和11元。按郭先礼的统计，1997年和1998年，收容站从农民身上搜走的零钱共有5000元之多。 除了现金，身上值钱的东西也有可能被搜走。涟源市桥头河镇石坪村的李德凡是个“小富”的农民，2000年被关入收容站，他告诉记者，搜身时他一块1700元的手表和100多元的皮带就被一个“刘干部”拿走了。 A说，如果被抓来的农民实在没有钱，就会被强迫劳动，一般在收容站内部搞建设，或者到收容站开办的农场去搞养殖，没有任何报酬。 这里面最大头的当然还是向被收容人员收取的“遣返费”，郭先礼的统计数字显示：1996年，收容农民600人，收取费用12万元，1997年收容800人，收钱18万元，1998年收容人数为1100人，金额达到了28万元，1999年更是“大丰收”，收容人数达到1400人，收到了32.5万元。 ■打工的农民成了最大的“财源” 记者拿到了涟源收容站从1999年元月1日开始实行的最低收费标准。 这份收费标准把被收容人员分成了三类：A类是有偷窃行为的轻微犯罪人员，B类指随车叫卖、流浪失散儿童等人员，C类指一般流浪乞讨人员。A类收费最贵，10日以内省外的就要1000元，B类的儿童也较贵，要800元，C类要600元。 实际上，郭说，执行最多的是每人800元。每年7月份农活最忙的时候，每个被收容农民要交的“赎金”会降低为300元到400元。那时候是“双抢”季节，很多地区的农民纷纷扒火车到湖南常德等地去打稻谷，当地话叫“扮禾”。 A说，这些农民往往是有组织的集体外出，一般都有身份证或者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开出的三级证明。但是一到涟源，这些证明都没有用了。站里面开会强调，凡是收进来的人，一律填写“三无”。郭先礼说，为找借口，检查时，有身份证的就管他要暂住证，有暂住证的就要计生证，有计生证就要他拿务工证出来，总找得到理由的。 郭先礼在1999年的7月7日至24日，曾做了一个统计，结果表明，12日至15日间，收容站共收容外出打稻谷的农民46人，其中主要是本省花垣县和溆浦县的农民。 这些钱也是要入账的，记者看了一张“湖南省收费基金收款收据”，日期是2000年7月30日，上面的收款项目是“生活费用”，共有4179.80元。郭告诉记者，这笔钱就是他们7月8日到28日从被收容人员身上搜出的零钱。并不是所有人都乖乖交钱的，于是，为了给他们造成一定压力，涟源市收容站工作人员A说，打人就不可避免了。 ■食宿都遭到克扣 所有收容站的人和被关过的人都对里面恶劣的住宿条件印象深刻。郭先礼介绍说，规定是每个人一顿是四两米，然而层层克扣，管食堂的就没有给足，只有七八成，到食堂以后，煮饭的和那些搞劳动的再多吃一点，其他被收容人员一天吃两餐也不一定能吃到四两米。 至于菜，李德凡说菜里不放油，十天才会给吃一片肥肉。据A说，如此差的伙食是因为收容站食堂被站长的亲戚承包了。按规定，这些人每天的伙食费是2.5元，但是真正吃到嘴里的连5角钱也没有。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半年后李德凡因重病高烧到41摄氏度才被放出来。 ■收容站彼此“中转”卖人 从去年开始，收容站里开始多了很多从广东拉来的被收容人员。有火车拉来的，也有大汽车。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农民徐泽虎就是从广东莫名其妙被拉到湖南的。2003年元月10日，他在深圳下公交车时被深圳市南山分局收容，然后拉到了湖南怀化，后又被“中转”到了涟源。 在媒体采访肖笑华时，肖笑华承认，他和外面很多收容所有联系，每拉过来一车被收容人员，涟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万元钱。 ■被曝光后受到整顿 湖南《三湘都市报》6月10日以《滴血的收容》为题对涟源收容站做了报道。当地农民说，在14日左右，收容站开始放人，现在已经没有被收容人员了。 6月18日，记者采访了涟源市民政局主抓收容工作的周建元局长，据她介绍，在《三湘都市报》的报道出来以后，娄底市与涟源市的主要领导都做了批示，二级政府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已经调查了三天，不久会有一个结果。收容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职工证实调查组正驻在收容站内。 此前，被《三湘都市报》报道过的岳阳收容所不仅停止了收容工作，而且已经拆掉了旧的收容站。当地民政局的艾科长表示，收容所的基建工作确实“需要改善”。 6月13日，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周本顺11日上午在岳阳考察时要求：“对被依法收容的人员，也要照规矩办事。” 前书记坦言：向政府汇报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收容站工作的？ 郭先礼（以下简称郭）：我是1984年从海南调到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的，那时的收容遣送站真正是大家都欢迎，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有点儿路不拾遗的精神。 当时上面的政策很好，外流人员收容进来，我们不打他、不骂他，问完话写好材料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回家种菜养猪，劝他们（在家乡）致富。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当地粮食部门提供的，我们收一个人以后，就（在表格上）打一个饭圈，以后凭饭圈到粮食部门领粮食，假如这个月吃了200斤粮食，我们就可以领200斤粮食回来，不要钱的。 记：送他们回去不要钱吗？ 郭：我们有出差补助，送一个人经常派两个工作人员陪同，送到当地乡政府。我们给外流人员买车票，不要他们出钱，然后回财政报销，完全由政府出钱。这样送人的效果非常好，他们很受感动，一般都不出来了。 记：当时收容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呢？ 郭：都是些到外面打工回不去的。 记：后来你一直在收容站吗？ 郭：1984年我在收容站工作了两三个月后，就借调到民政局去了。一直到1994年7月，我才又回到收容遣送站。当时前任站长死了，又调了一个新站长来，因为我是老同志了，比较熟悉下面的工作，就让我回去协助新站长一起搞。不过有一个阶段，没啥事干，工作停下来了。 记：为什么会停下来？ 郭：当时人可以由派出所送来，但是财政比较困难，没有钱。后来粮食部门搞改革，也没有粮食给我们了，所以收容工作就停了一段时间。 记：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乱收容的情况的？ 郭：1994年、1995年都没发生那种事，一直到了1996年，我们那个站长心血来潮，说外面搞得很活跃啊，能够从收容上搞来很多钱，得去学习学习。你站长说要搞，我也只能同意呀，就跟他一起去了。 记：是去哪些地方学习？ 郭：我们就在娄底地区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完后我们就自己搞。站里向市委市政府打报告，汇报要搞收容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两套，向政府汇报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政府觉得站长在一线工作，了解情况，也就都听站长的。 记：实际上你们是怎样操作的呢？ 郭：1996年的时候，我们跟火车站有个口头协议，站长对火车站方面的人讲，你们抓一个人，就给你们50块钱，这是回扣。车站联防队就是实际抓人的人，抓一个给他们5块钱。当时我是出纳，管钱，这些事情账本上都有。 于是，他们就抓人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也去接。接来人以后，首先是搜身，搜完身以后就放在我们的监房里。过一会儿，就把他们叫出来问材料，问完以后就打一个电报，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打一个电报回家，“速带800元到我们涟源接人。” 记：发电报有用吗？ 郭：一说“速带”，人家农村人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自己的亲友小孩犯法了，给抓起来了。你也知道农民的经济情况是比较紧张的，让他们一下子拿出一千块两千块也拿不出来。有的人家自己没钱，就会去向亲友借。 记：农民知道什么是收容遣送吗？ 郭：农民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们来接人，看见我们这儿住的是监房，加上我们打了电报到村里，村里人就会传，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来了，还要几百块钱去赎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要是不犯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不犯罪为什么要拿钱去赎呢？农民普遍都是这种想法，那个人回去后就会受歧视。农民很朴素，歧视坐过牢的人，其实那些被我们收容的人只是看起来像坐牢。 记：那些被抓的农民又是什么反应呢？ 郭：被抓的农民也想不通，他们在外面打工，又没犯法，我们把他抓回去，打一顿，还要了他几百块钱，他心里当然不舒服。被抓以后，有的人会产生对社会的报复情绪，有的人家庭本来很幸福的，也搞得不和睦了。 记：当时抓的主要是些什么人？ 郭：就我们涟源来说，主要是农民，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农民。 记：用什么理由抓他们呢？ 郭：没什么理由，就是说你是“三无”人员。反正你在我们火车站经过，我看你好像是扒车的，没买票，我就把你抓了去。那些联防队的，反正抓一个人自己就能赚5块钱。我们收容所要人，他们又不白抓，1个人5块，10个人就是50块了。 记：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多少人？ 郭：抓人最多的是“双抢”（抢种抢收）季节，一天送来收容站的有五六十个。 记：这些农民抓进来以后会挨打吗？ 郭：会挨打的。看得我都怕，打得太厉害了，打得我心里都发毛了。他们进了站就让他们把东西放下，稍微慢一点，就揪住头发，一脚把人绊倒，然后搜身。收容站抓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些无辜的人，被抓进站后，他们不服，和收容站讲理、吵架，但他们是被收容的人，我们是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我们本身就是要搞他们的钱，他还跟我讲道理，哪里有道理讲！此时收容站的人就会暗示监房里的人把他打一顿。 记：什么人被关进来都要打吗？ 郭：没有区别，有钱的没钱的都要挨打。有些被收容的不是农民，是外地的乡镇干部，照打，进了这个门都一样的。我们抓的人中大学生也有，多了。有时我们把（大学生被收容的）例子讲给领导听，他们也笑哈哈的。 记：笑什么呢？ 郭：笑大学生也会被抓呀。是大学生又怎么样呢，我们一样让他们拿钱来把自己赎出去。当地有的领导的亲戚在外面被抓了，他还要找我们去说情，帮忙打个电话过去，开个后门，讲一讲能不能少收点钱。他们都是这种思想，以为抓了就要拿钱去赎的。 记：这么说收容站与收容站之间是有联系的？ 郭：当然有联系，各地收容站都是有联系的，反正都是一个系统的嘛，就像走亲戚一样。你们记者也一样，你们广州的记者要是到了长沙也会找当地的记者同行。 记：最多时收容站能关多少人？ 郭：最多可以关到800人，满员了，就得放一些人出来。 记：一般要关多长时间？ 郭：关多长时间就要看你的经济状况了。收容以后，如果能在你身上搜出超过300块钱，我们就放人，不管你了，开张票给你，写上伙食费，你就不用进我们那个监房了，可以马上走。没钱，就打电报，有电话就让你打电话让家里拿钱来。如果钱来得快，三五天就能走了。没钱的人家要到处借钱，那就十多天半个月了。反正你的钱不来，我们就不放人，最长的被关了两三个月的都有。 记：如果实在是没钱呢？ 郭：如果真的家里又没人又没钱，就让他们给站里干活。在我们站里挑土，搞建设，做砖呀、种菜呀……有人监视，没有任何报酬的。 记：你身在其中，那为什么后来决心要披露这些黑幕呢？ 郭：1996年开始搞收容遣送，慢慢的我觉得不对头了，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国家按财政政策发了工资给我们，为什么还要从农民身上搞钱来给我们花呢？这是哪里的政策呢？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搞钱呢？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民，像贵州、湘西地区的，很苦的，他们一年到头很难赚到钱，就只有去外面打稻谷，这是农村里最艰苦的劳动。他们在外面打稻谷，一亩40块50块钱，赚到了钱从我们这里过，就被抓了去。我慢慢地觉得这个做法不对头，就开始向政府各级部门反映。 记：那你们收来的钱怎么用呢？ 郭：这笔钱我们都是自己花，除了发奖金外，站长就可以自由支配了。去年《三湘都市报》也写了文章揭露，结果没什么用。有钱能使鬼推磨，涟源这个地方很穷的，有几个省级贫困县，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我们收容站能发得出奖金，人家就都看得起这个单位。 记：根据你的了解，是不是很多收容站都有这种情况？ 郭：在内地，也只有胆大的敢搞到这种程度。在我们娄底地区，一共有5个收容遣送站，有两个没有搞。 记：为什么有的人明明不是湖南人也要送到你们这里呢？ 郭：这就是奥妙了。我们搞收容遣送的目的是要搞钱，但是在我们涟源地区，没有那么多人，没有人就没有钱，怎么办？就想办法，到你们广东那里去接人，接到涟源。从深圳到怀化，从怀化到涟源，这可能也是卖来卖去。 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上面反映这些情况的？ 郭：我从1997年就开始反映了。2000年收容遣送站因为不按政策收人，强迫劳动，打死了一个人，站长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内退了。林茂正事件以后，他们把全部罪责都推到我身上，因为我妨碍他们抓钱了。 记：那你害怕过吗？有没有人向你施加压力？ 郭：有风险、有压力的，我现在工资被停了，什么都没有，他们（乱搞收容的人）恨不得我死了才好。但是我已经56岁了，只要能把这些敲诈农民的人绳之以法，我死也瞑目！ 《北京青年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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